作者：小慧吖

來源：新流財經（ID：xinliucaijing）

覆巢之下無完卵——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各行各業措手不及。催收從業者更是苦不堪言。

“我們現在都停工了，目前這個狀況沒有辦法催收，只要客戶說，受疫情影響，國家不讓上班，沒有收入，而且客戶不用提供任何說明，我們便不能進行催收。”一家催收機構工作人員林清無奈地告訴新流財經，最近很多現金貸的逾期率飆升。

“本來已經有幾把刀懸在脖子了，現在又加一把。”林清坦言，這幾年，催收行業本就受到十分嚴格的監管，催收方式一再變得“佛系”，但今年的疫情，完全是給這個行業加了一把刀，“借款人不還錢，有了更充足的理由。”

回看這幾年國內的催收模式，多位從業者發出一致感嘆，“沒有任何升級。”

大數據、人工智能（AI）等技術不斷發展，并應用到了金融科技領域，不管是銀行、持牌消費金融公司等機構，還是草根借貸企業都得到快速發展，使得用戶在借款環節，體驗得到極大提升。

但催收作為金融機構不可或缺的環節，整體模式卻沒有太大的改善，甚至出現了降級趨勢。

人工智能催收只對M1借款人有用

林清認為，整個催收行業的拐點始于“山東辱母案”。2016年，討要高利貸的催收人員將于歡母子困于室內，百般羞辱，22歲的于歡用一把水果刀將辱母者刺死，于歡最后則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這一事件讓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到“暴力催收”，也從那個階段開始，大部分暴力催收開始按照黑社會性質處理。催收行業在聚光燈下，試圖開始變革。

在催收行業“摸爬滾打”8年的李志認為，“互聯網金融的爆發，可能是促使催收走向“污名化”的一個很大原因。”2015年以前，催收市場并無這么多不合規的現象。

2015年以前，催收機構主要合作對象為銀行，一般銀行會將M3以上的貸款委托給催收公司進行催收，銀行也會將催回的款項按一定比例分傭給催收機構。

早前催收公司幫助銀行做催收，會使用郵件、短信聯系借款人，再用電話催收，最后會上門催收，甚至使用司法手段，進行法律催收。

用李志的話概括，彼時的催收，是基于客戶的相關信息與其進行有技巧的法律談判。

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早年的銀行信用卡客戶資質足夠優質，法律意識清醒。

2016年開始，伴隨著P2P、消費金融、現金貸的崛起，各類催收機構單量暴增，催收人員供不應求，行業魚龍混雜。

由于現金貸等資產的標的小而分散，因此在催收模式上，此前針對銀行的那套催收方式已經不再適用。

從借款人本人的電話入手，每天打電話、短信轟炸是最常見的催收方式，此外，催收機構也會從各種渠道獲得借款人聯系人的聯系方式，對借款人聯系人，甚至借款人老家村委會進行催收也是行業公開秘密。

也就是基于互聯網科技的發達，借款人的身份證號、手機號碼、常用住址，甚至各類平臺賬號、密碼，消費記錄總能輕易被搜索出來。

呼死你、語言騷擾、上門圍堵等暴力行為，甚至催收至死的事件層出不窮。

彼時，一些頭部金融科技企業開始試圖將催收向科技化轉型。

研發智能催收機器人似乎成了科技催收的標配。

智能機器人主要有篩號、語境分析等功能，從而能精準識別借款人的還款意向，并有針對性的用相關話術進行催收。

機器人催收最大程度的杜絕了暴力催收，也提升了通話效率。

也有催收從業者坦言，智能催收機器人的核心能力是根據大數據，通過模型、算法建立策略，數據足夠開放，核心能力才能得到發揮，但當前的數據開放遠不夠建立更精準的策略。因此，智能機器人一般只適用M1的資產。

對于逾期時間更長，甚至已經成為壞賬的資產而言，智能機器人無法完成這樣的工作，依舊只能依靠人工進行催收。而人工催收，又循環陷入對借款人聯系信息的深挖中。

依靠電話、短信攻堅的催收產業，依舊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

也有分析認為近兩年“互聯網仲裁”也逐漸應用在催收行業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催收的效率，改變了原有的催收模式，也節約了成本。

新流財經也關注到，有不少頭部互金機構在采用“互聯網仲裁”的方式進行貸后處置。

但互聯網仲裁這一模式仍然沒有大范圍應用在互金行業，一方面對于一般現金貸案件而言，很難規模化和批量化進行處理，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互金公司，實際利率都超過了法律紅線，本身產品并不合規，因此法院也不會支持。

各類查找渠道關閉，催收難上加難

當我們談及國內的金融科技轉型時，總會看看美國是怎么做的，催收也不例外。

美國的智能催收比國內應用的更早，來看看一家叫True accord的公司，這家公司在2016年只有15名員工，卻有60萬用戶。公開信息顯示，True accord主要通過大數據采集豐富的用戶信息，進而幫助系統深度學習以接近用戶。

一方面，其能夠通過多種渠道與客戶溝通（電子郵件、文本、電話、信件、網頁），并估計與用戶最匹配的通信風格；另一方面，TrueAccord建立了一個自動化系統，利用社會網絡分析、機器學習和行為分析等，聯系債務人，幫助他們確定支付計劃，從而還清債務。

美國的催收機構能做到用技術手段重構催收流程，得益于美國的征信體制足夠完善，并且早在1977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公平債務催收法》（FDCPA）。

在中國，至少在當前，針對催收的法律還有所缺失。

一位催收從業者告訴新流財經，催收行業有一些協會組織，但一直沒有直接的管理機構，相關的監管可能就是工信部對通信渠道的管控。

2019年，針對套路貸的整治，以及大數據行業的清查都側面影響著催收行業。個人隱私安全問題愈發受到重視。簡單來說，催收機構曾經能查詢到借款人電話、地址的渠道不斷被封。“死掉”的催收公司一抓一大把。

更有效的催收方法，目前在行業還未出現，但反催收的手段卻越來越“聰明”，比如最近疫情特殊時期，偽造發燒證據，試圖騙過債務的例子也不斷出現，面對這樣的情況，催收機構只能停止工作。

這也是為什么林清、李志等人一致感嘆，回頭看，其實這幾年一直在原地踏步。

也正因為如此，催收市場還有很多突破口等待真正有技術、有能力的玩家來攻破。

有數據分析，我國不良資產規模超過5萬億，市場前景無量，我們也應該看到，國家正在不斷出臺打擊逃廢債的政策。這一市場仍然值得期待。

據艾瑞咨詢數據，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國市場共有3000多家催收公司，僅信用卡催收公司就有1000多家。

年前最新簽訂的中美貿易協定中，中國將允許美國金融服務供應商申請資產管理公司許可證，該許可證將允許他們從省級許可證開始直接從中資銀行獲取不良貸款。

外來機構入場，能否為國內的催收行業帶來新鮮的模式還有待時間驗證。

當然，我們更希望的是看到這個行業在規范化下真正走向科技化。

（文中人名為化名）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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