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在此前《最高院：被執行人與自控一人公司設立的有限公司，推定財產混同》一文中論述了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及其規則適用，并表明了筆者對該案中以“一人公司與股東被執行人之間存有人格混同”為由，進而將一人公司追加為共同被執行人做法的質疑。本文援引案例觀點，再次驗證筆者質疑的正確性。就本案中的一些問題，筆者淺談以下幾點：

1.一人公司被執行人情況下，可以人格混同為由追加股東為被執行人。但在股東為被執行人情況下，不得以人格混同為由追加一人公司為被執行人。

本案一審法院作出裁定追加根富公司為被執行人，其錯誤根源在于未能正確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的“一人公司中的舉證責任倒置制度”，該制度是我國《公司法》就一人公司情形下對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所作的特殊調整。所謂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判例法國家又稱之為“揭開公司面紗”制度，即公司與其股東出現財產、人格混同時，通過追加股東為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來平衡股東與債權人利益。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可能性在于法人人格的擬制性，因公司的意思表示依賴于公司股東協議行為的達成，故該擬制人格存留了大股東等侵害公司或債權人利益的可能。在公司股東為一人的情形下，股東侵害公司利益或利用公司獨立人格侵害債權人利益具有更強的隱蔽性，債權人證明公司與其股東人格混同也就更加困難，為平衡一人公司及債權人利益，公司法就一人公司情形下的獨立人格否認制度適用設置了舉證責任倒置制度。

但是，“公司人格否認”制度否認的是法人人格的獨立性，而非否認自然人股東人格的獨立性。自然人人格的獨立性與生俱來，并不存在被否認的可能。故，在法人與自然人人格混同的情形下，股東為公司債務承擔責任之規則只能單向適用，而不能援引公司人格否認規則要求公司為股東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即便該公司為股東的侵權行為或人格混同的發生制造了便利。

2. 筆者對法院“因被告林根富以簽訂合同為名實施詐騙行為，原、被告簽訂的勞務分包合同應認定為無效合同”的觀點不贊同。

法院在民事案件中認定“因被告林根富以簽訂合同為名實施詐騙行為，原、被告簽訂的勞務分包合同應認定為無效合同”的觀點，筆者對此并不贊同。盡管法院沒有對判定合同無效的理由具體展開，但裁判理由無非有兩種：第一種，“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導致合同無效；第二種，“違反強制性規定”而無效。

但筆者對上述兩種裁判理由都不能表示認可。對于“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指合同雙方合意所作的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并不適用于本案合同一方詐騙情形。對于“違反強制性規定”，民法與刑法有著不同的評價體系，不能僅以刑法的否定性評價就徑行認定案涉合同為無效合同。本案中，林根富以公司名義對外簽訂的合同顯然系越權代表行為，但在合同相對方善意的情況下，應認定代表行為有效，即案涉合同應對公司產生效力，這并未涉及“違反強制性規定”。

就吳建忠（即原告）在本案中的策略而言，筆者以為其一審的方向至少是正確的，如選擇上訴而不是坐待一審判決生效，在二審中圍繞合同效力爭訟，繼續主張根富公司作為債務人承擔合同責任（表見代表），林根富作為一人股東存有人格混同承擔連帶責任，結果或未可知。但其策略并未如此，而是意圖在執行環節中以一人公司對股東人格混同，追加一人公司為共同被執行人，這顯然是對人格混同理論的誤讀，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