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尋瑕小姐姐

來源：尋瑕記（ID：xunxiajun）

到目前為止，全國共有近70家金融資產交易場所，包括11家金交所、48家金交中心和8家互聯網金交中心（名單后附）。

金交所明暗交替的整頓史，就是影子非標的消亡史。

1999年的中國，面臨著GDP連續下滑、通縮步步緊逼的艱難困境，大多數國有企業連續虧損、負債率高企，債務危機如影隨形。危局進一步向金融體系蔓延，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不斷攀升。

為處置四大行的不良資產，財政部為東方、長城、華融和信達四大AMC分別提供100億資本金，由央行提供5700億元的再貸款，同時允許四家AMC分別向對口的四大行發行了固定利率2.25%的8200億元金融債券，用于剝離國有四大行1.4萬億元不良資產。

四大AMC展業過程中，各省辦事處林立，分頭處置金融資產，地方割據情況嚴重，散落于各地的區域性產權交易所也沒有統一的平臺和規則。

是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金融資產交易平臺，還是在各省設立各自的產權交易場所，成為當時中央與地方博弈的關鍵。

2009年3月，財政部頒布《金融企業國有資產轉讓管理辦法》，明確：

十年光景，為防止國有金融資產流失，處理國有金融機構產權、不良資產交易的金交所應運而生。

十年回望，矗立于全國各地形形色色60余家金交所已從設立時旨在處理省內金融資產的“特定交易場所”，蛻變成為涵蓋國有金融企業股權轉讓、不良金融資產、私募債、定向融資計劃、委托債權、應收賬款、小貸資產、融資租賃、商業票據等全品類、全口徑的“類金融機構”。

2010年5月，天金所和北金所誕生，成為最早的兩家交易所。

銜著金鑰匙出生，在當時的一行三會、財政部和北京市政府指導下成立的北金所，成為財政部“欽點”的金融類國有資產交易平臺。

2015年，成功為北金所引入交易商協會股東，進入銀行間市場體系，躋身“國家隊”序列后，北金所首任董事長熊焰選擇了“五十八，再出發”，創業設立國富資本，與青島地方平臺共同發起了青島國富金融資產交易中心。

2017年，國富資本又被西安金控引入，成為西安絲路金融資產交易中心的主要股東，“交易所一哥”熊焰出任絲路金交所法人。

比北金所還早7天獲批的天金所，引入螞蟻金服成為其大股東，股東還包括天津產權交易中心、長城資產、東方資產、中信信托等顯赫的名字。螞蟻金服副總裁袁雷鳴出任天金所董事長，同時擔任招財寶總經理的袁雷鳴，用了一年時間，把招財寶從0做到了1000億。

2010-2011年間，全國范圍內出現了7家金交所，包括：安徽省金融資產交易所、重慶市金融資產交易所、深圳前海資產交易所、大連金融資產交易所、河北金融資產交易所、四川金融資產交易所和武漢金融資產交易所，全都通過了國務院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驗收。

同一時期成立的，還有中國平安旗下的陸金所。與其他始于地方、成于地方的金交所不同，陸金所從誕生之初就帶著“P2P第一平臺”的光環，隨著互聯網金融爆雷頻頻，陸金所幾經轉型，在今年7月全面剝離P2P業務，謀求消費金融牌照，轉型為綜合性線上財富管理平臺。

誠如業內人士所言，金交所，與土地財政和地方債務問題一樣，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反制中央的產物。金融牌照發放權高度集中于中央，無論出于盤活地方金融、掌控金融資源或是促進招商引資等目的，地方政府不能無牌可打。

金交所這張“不是牌照的牌照”，其發展壯大一直與清理整頓相伴相生。

由于缺乏規范管理，部分交易場所背離了金融資產交易的初衷，演變為林權、礦權、文化藝術品和貴金屬石油等大宗商品中遠期交易的交易場所，甚至成為非法集資的溫床。

國務院相繼發布[2011]38號文和[2012]37號文，明確金交所的審批權限歸入省級政府；并劃定監管紅線，如不得將權益拆分發行、不得采取集中交易方式、不得變相突破200人等，但并未對金交所業務范圍做出明確界定。

同時，2012年后成立的金交所，需要使用“交易所”字樣的，除取得省級政府批準外，還需要通過部際聯席會議驗收；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金融資產交易中心、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和股權交易中心等。

監管的耳提面命并不能阻止資本對牌照的渴求，下放到省級審批的交易中心不僅降低了新設平臺的難度，也提升了存量交易所的牌照價值。

不同于2012年之前的地方發起、國企搭臺，2012年之后各地的金交所（中心）吸引到了民間資本和各路巨頭的輪番入主，一省一家的標配之外，有的省份多達數家。

遼寧的7家交易中心里，雪松控股通過增資6億，2倍于掛牌價的最終報價摘得了大金所的控股權，萬達財富、恒大金服、海航聚寶匯等多家平臺則與大連普惠金融交易中心合作頗多。

山東除了6家金融資產交易中心外，海爾作為大股東獨立發起青島聯合信用資產交易中心。

廣東由于廣州與深圳的雙子星斗艷，一度有5家金交所，其中京東金融和網易理財分別以會員身份與其中兩家達成深度合作。

江蘇則坐擁南京蘇州鎮江無錫常州等7家金交所，開鑫貸成為江蘇開金中心的大股東，蘇寧金融和人人貸則成為南京金交中心的會員。

西安一舉吸引了恒大、京東、百度、奇虎360等企業入局，設立了5家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中心，前文提到的絲路金交所則被指與先鋒系存在人員、業務上的諸多瓜葛。

螞蟻金服除早早拿下天金所大股東外，還在浙江的5家交易中心中占得了浙江互金交易中心的二股東。

平安相繼收購了前海金融資產交易所，重慶金融資產交易所和陸國際新加坡金融資產交易所。這三家金交所與陸金所、平安普惠一道，共同構成陸金所控股，也就是所謂的“四所一惠”。

本著“有牌照先拿著，屯著總比沒有強”的心態，金交所也成為各家巨頭金控夢想拼圖中的一塊碎片。

金交所這塊“牌照”并不在“一行兩會”監管之列，卻以矯健的影子，在非標融資的跑道上頻頻“搶鏡”。

銀信業務收緊之際，金交所一度成為銀行表外業務的重要通道；互聯網金融興起之后，則成為諸多互金平臺嫁接、分拆產品的溫床；隨著嚴監管和去杠桿行至深水區，房企和城投這樣的傳統非標大戶也紛紛從信托非標、私募非標流轉到金交所非標產品。

定向融資計劃、收益分享合約、地方股權交易中心私募債、收益權份額轉讓，金交所深得互聯網圈“造詞運動”的精髓，監管法規里找不到的這些酷炫名詞，加上“信托同款產品”“市級平臺融資”“交易所股東背景雄厚”的包裝，閃現在第三方財富理財師的朋友圈里，成為無數投資人“資產配置”的一部分。

以至于“巔峰時期”，金交所一度被業內人士評價為“最厲害的牌照，就是沒任何牌照”。

2016年12月，僑興債10億私募債違約案發，令股交所與互金平臺的茍合曝光。

2014年12月，僑興集團兩家公司通過粵股交發行10億元私募債，用于償還銀行貸款，粵股交把私募債發布到螞蟻金服旗下的招財寶平臺，招財寶則拆分成多期，并售賣給個人投資者，并協商由浙江財險提供保證保險，浙江財險提出反擔保要求，由僑興董事長吳瑞林擔保、廣發行出具保函。

事發之際，違約方僑興集團表示沒錢，董事長杳無音訊；提供保證保險的浙商財險拿著保函去找廣發銀行，卻被廣發銀行告知是假公章，擔保文件系偽造；而招財寶稱其只是信息中介，只負責投資者的法律費用。

這場“蘿卜章割韭菜，蔬菜何苦為難蔬菜”的大戲，歷時一年之久，10億私募債違約牽出了120億非法募資大案，21家機構被罰沒20億，也將金交所推到輿論風口。

為了防止變相銷售私募產品、拉長資金鏈條，加劇金交所和P2P平臺之間的交叉傳染風險，清整聯辦[2017]31號文、整治辦函[2017]64號文等一系列文件出臺，規制金交所和互金平臺合作，一時間各家互金平臺紛紛下架金交所產品。

2018年轟動私募圈的阜興案，意隆財富8000萬違約事件背后，關聯企業被指通過金交所債權交易，摘牌了大量的債權產品，前海金交所、天金所、天安金交中心等多家金交所牽涉其中，但金交所的掛牌公告和成交確認書中都自行免除了金交所批準、備案、風險保證的責任。

同樣是2018年，裁判文書網的15份判決書則披露了南寧金交所近5000萬逾期產品的違規細節：15家融資方是成立時間接近、股東交叉關聯且沒有實繳資本的“空殼”公司;南寧金交所將資金直接打入12家公司實際控制人的個人銀行賬戶;其中7筆融資累計出借人達266人，突破200人監管紅線。

去年退市的中弘股份、四大高返平臺之一的唐小僧，近期爆雷的證大集團、先鋒系，無不與金交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引起了投資者對于金交所“濫發類金融產品卻不承擔風控責任”的爭議。

通過金交所，真實融資方可以把一筆一個億的融資需求拆成100份，然后冠以001-099的序號，魔術般地化身為100個各自獨立的私募產品，然后把每份的人數上限限制在200人內，不僅規避我國《證券法》規定的200人限制，還能降低投資門檻。

金交所所謂的會員系統也給發行方設立了“隔離墻”。皇帝新衣般的會員門檻形同虛設，融資人可以把適格投資者的篩選義務轉嫁給金交所；金交所也心領神會，在電腦或手機上輕輕點擊“我確認”，一紙沒有人會看的開戶協議，就把公募變成了面向全世界的“私募”。

亂象的止息，往往需要下定不破不立的決心。

2018年11月，配合資管新規及配套細則的落地，金交所30萬以下的小額拆分產品被叫停。

2019年2月，監管聯席會議對金交所進行窗口指導，要求暫停應收賬款類，其他收益權類對零售端募集的業務。

但類似的產品還在通過場外募集、一對一摘牌的形式，滋生著最后的瘋狂。

近期，清整聯辦[2019]5號文流出，證監會主席在第四次部級聯席會議上講話，講話中首次披露了金交所的存量規模：

文件進一步明確要在今年年底、明年年中、明年年底，每半年消化三分之一，直至存量風險基本化解完畢，交易場所撤并整合工作完成。

毫不夸張地說，金交所是中國金融市場最缺乏監管約束和透明度的區域之一。

誕生之初就帶有博弈屬性的金交所，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金融資產的處置問題，但如同這片神奇的土地常常將善意的種子開出惡之花一樣，其中的鉆營者沒能恪守金融中介掛牌的本分，終究沒有躲開利益的糾葛，非標的誘惑。

當信托計劃、券商資管、私募基金一一被監管的鐵索拴住，游離于監管之外的金交所成為非標融資最后的陣地。

一頭連接著財富管理機構對固定收益類產品的渴求，一頭則暗合了銀行出表、房企融資、城投續命的利益訴求，躲在“收益權”“應收賬款”背后，是沒人能夠摸清的真實資金流向。

金交所掛牌的各類產品是P2P之后，地方金融辦的又一個畸形產物，法律關系不清晰，沒有明確的金融監管，沒有相應的風險控制，甚至找不到“管理人”來壓實管理職責。無論是早期的金交所嫁接互金，還是后來的金交所捆綁財富，都是繞監管的羊腸小路。不管則已，一管就是非存非吸。

作為創新的先鋒，監管的沙箱，早已演變為“地方發牌，全國展業”的金交所也迎來了命運的黃昏。

近萬億存量資產失去借新還舊的續命神器后，會不會恍如一夢初醒，一片荒涼。

在金融監管格局逐漸由中央統籌變為中央地方分權的背景下，金融資產交易所歸入地方金融監管范疇，業務應當限定在地方金融產品交易、地方金融機構股權轉讓和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交易。

一方面是要關停并轉，一省一家，一類一家，控制數量，另一方面是找到金交所的本源業務，提高會員門檻，減少或者叫停個人投資者的參與。

任何規范化的、看似枷鎖但有據可循的制度和規章，都是在保護一個行業的良性發展，真正放任的、沒有邊界的，野蠻生長的，最后都會隨泡沫消散。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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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深尋|金交所的光與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