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安櫟

來源：法治揚帆（ID：fazhiyangfan）

一、引言：企業困境處置的新選擇

隨著經濟周期波動和市場環境變化，企業經營風險逐步上升。近年來，企業違約、債務危機頻發，傳統的破產程序因其復雜性、時間成本高、對企業聲譽影響大，逐漸暴露出適用范圍受限的問題。大量企業面臨經營困境時，并不愿意主動申請破產，部分債權人也不傾向推動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主要原因在于破產程序的剛性清算機制，容易導致企業價值斷裂，債權回收率低，員工、供應鏈及客戶關系受損，整體社會成本過高。

在此背景下，企業庭外重組（Out-of-Court Restructuring，簡稱OCR）作為一種靈活、高效的債務重組路徑，逐漸成為國際主流的企業困境處置方式。美國、英國、新加坡等成熟市場早已建立完善的庭外重組法律框架，將其作為企業破產預防的重要制度。與破產法內的重整程序相比，庭外重組更注重市場化協商，強調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自愿談判與合同安排，避免法院強制介入，減少法律程序成本，實現企業債務結構的優化與經營重組。

我國目前尚未建立統一的庭外重組法律制度，企業困境處置主要依賴破產重整和債務展期協議，缺乏系統的庭外重組機制。部分地方政府嘗試通過金融協調機制、債委會平臺推動企業債務重組，但由于缺乏法律支持，庭外重組面臨效率低、法律效力不足、執行保障缺乏等問題。構建成熟的企業庭外重組制度，已成為我國金融風險防控、優化營商環境、推動企業市場化退出的重要課題。

二、庭外重組的基本內涵與制度價值

企業庭外重組，是指企業在經營困境但尚未進入破產程序時，通過與主要債權人協商達成債務調整方案，進行債務延期、利率調整、債轉股、部分減免、資產重組等措施，幫助企業恢復償債能力，實現“債務重組+經營重組”一體化處置。庭外重組的核心特點是債權人和債務人基于契約自治原則，自主談判形成協議，不依賴法院裁定，不進入正式破產程序。

庭外重組的制度價值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困境企業若全部進入破產程序，容易引發金融機構大面積資產減值，造成市場恐慌，庭外重組通過市場化協調，可實現債務的柔性化處置，穩定金融體系。二是保護企業經營價值。破產程序常導致企業信用斷裂，客戶流失，經營鏈條中斷，庭外重組通過債務調整與經營重組同步推進，保留企業的核心價值，維護供應鏈和就業穩定。三是降低司法資源消耗。庭外重組無需法院強制介入，減少了司法審判負擔，提高了債務處置效率。四是提升債權人受償率。相比破產清算，庭外重組保留企業持續經營價值，債權人往往能獲得更高回收率，實現債權的有序恢復。

三、我國企業庭外重組現狀與問題

我國目前的庭外重組主要以金融債權協調機制為主，例如商業銀行牽頭成立的債委會、金融工作協調小組等，但缺乏明確的法律制度支持。部分地方政府出臺了“企業債務風險化解工作方案”，推動地方性困境企業債務重組，但多以行政協調為主，法律效力不足。企業債務人面臨的庭外重組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法律框架缺失。我國《企業破產法》主要規定破產重整程序，對庭外重組并無體系化法律規定，債權人協議的效力及對反對債權人的約束力存在爭議。部分債權人拒絕參與重組，導致“搭便車”問題嚴重，影響重組成功率。

第二，債權人協調難度大。我國債權結構復雜，金融債權、貿易債權、員工債權、稅收債權并存，債權人利益分化，協調成本高，缺乏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

第三，重組執行保障不足。即使債權人與債務人達成庭外重組協議，若有少數債權人拒絕執行，缺乏強制執行手段，協議履行存在法律障礙，影響了庭外重組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

第四，信息不透明。困境企業往往財務信息不完善，債權人難以全面掌握企業資產狀況，導致重組談判基礎薄弱，降低了債權人談判的積極性。

第五，缺乏稅收、審計、財務等配套支持。債轉股、債務減免在稅務上缺乏明確的優惠政策，重組損失如何處理、企業賬務如何調整，均存在政策真空，影響了企業和債權人的操作意愿。

四、企業庭外重組制度的構建路徑

構建我國企業庭外重組制度，應立足本土實際，借鑒國際經驗，形成“市場主導+司法支持+行政協調”的多元治理框架。

第一，建立庭外重組法律框架。建議在《企業破產法》或單行法規中增設“企業困境庭外重組”章節，明確庭外重組的定義、啟動條件、適用范圍，界定與破產程序的關系，確立法律基礎。可參考英國CVA（公司自愿安排）、美國PREPACK（預重整計劃）、新加坡“預防式重組機制”，設計我國版庭外重組程序。

第二，完善債權人多數決機制。對于符合條件的庭外重組協議，若達到債權人多數同意（例如債權金額的三分之二、債權人數的二分之一），可申請法院進行確認，對全體債權人具有強制約束力，防止“搭便車”現象，形成類似于“預重整計劃”的法定效力。

第三，推動中立協調人制度。設立專門的重組協調人，由法院或行業協會推薦，負責組織債權人會議，協調重組談判，保障程序的中立性和公正性，降低各方博弈成本。協調人可參考香港“非正式重組”中的清算師角色，承擔方案溝通、財務核查、信息披露等職責。

第四，強化信息披露與信用保護。建立企業困境預警與財務信息共享平臺，推動企業在庭外重組階段主動披露財務狀況，接受債權人監督。對于主動啟動重組的企業，給予信用修復、暫停失信名單列入、限制強制執行等配套保護，降低企業的心理負擔。

第五，完善稅收與金融配套政策。對債轉股、債務減免、資產劃轉等重組行為給予稅收優惠，明確債務重組的會計處理標準，簡化行政審批流程。鼓勵金融機構設立重組專項基金，推動金融債權市場化轉讓，盤活困境企業的資產價值。

第六，建立庭外重組與破產重整的銜接機制。庭外重組失敗時，可無縫對接破產重整程序，實現程序的有效銜接，防止債權人權利真空和企業價值流失。

五、制度實施的保障機制

庭外重組制度的有效運行，需配套相應的司法和行政保障機制。首先，設立庭外重組信息登記平臺，所有重組協議需在平臺登記備案，接受監管部門和社會監督。其次，完善債權人保護制度，防止債務人惡意串通部分債權人轉移資產，侵犯普通債權人利益。建立重組糾紛快速裁決機制，法院可對重組過程中的爭議提供臨時裁決支持，確保程序穩定推進。

此外，應加強地方政府協調機制，設立企業困境處置協調辦公室，負責推動區域性重點企業的債務重組，協同稅務、金融、司法、工商部門，形成政策合力。對中小企業的庭外重組，可建立公共法律服務支持，提供免費法律咨詢、財務顧問，降低小微企業的重組門檻。

六、結論：建立多元化企業困境處置體系

庭外重組是企業困境處置的重要補充手段，是對破產法內程序的有益分流。通過構建完整的庭外重組制度，能夠實現債務處置的柔性化、市場化，降低社會資源損耗，優化營商環境，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國應借助本輪破產法修改契機，推動庭外重組制度立法，形成“庭外協商為主，法院審理為輔，行政協調兜底”的企業困境多元處置機制，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市場退出機制與救治機制的良性互動。

作者簡介

程安櫟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程安櫟律師畢業于新南威爾士大學，法學碩士。業務領域：公司法律顧問、投融資并購、非訴法律盡職調查、商事訴訟仲裁業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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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企業庭外重組制度構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