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普睿誠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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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民商事業(yè)務部
來源：海普睿誠律師事務所（ID：hprclaw）
前 言
房地產合作開發(fā)中，“土地作價入股+分步股權收購” 的模式經常交織著多重法律關系，極易引發(fā)爭議。本案即圍繞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是否應予支付、稅費損失應如何承擔的問題形成糾紛。陜西海普睿誠律師事務所民商事業(yè)務部律師團隊針對案件核心焦點，在一二審階段制定針對性代理策略，最終助力西安A家居公司全案勝訴，鎖定核心權益，也為同類合作糾紛解決提供參考。
一、案情概要：一場因“土地作價入股+分步收購”模式引發(fā)的多維爭議
本案系房地產項目合作開發(fā)過程中，因利潤分配條件成就后的支付爭議與代墊稅費票據合規(guī)性導致的責任分擔爭議交織形成的復合型合伙企業(yè)糾紛，核心爭議圍繞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的支付義務與97萬余元稅費損失的承擔主體展開，涉及股權轉讓、合作開發(fā)協議履行、票據合規(guī)性審查及稅損責任劃分等多重法律關系。
（一）合作背景與模式設計
2015年11月，西安A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與中國B有限公司（以下簡稱“B公司”）達成合作意向，共同開發(fā)位于西安市曲江大明宮遺址區(qū)的一宗優(yōu)質住宅用地，面積約37畝。雙方簽訂《合作協議書》，創(chuàng)新采用“土地作價入股+分步股權收購”模式，具體約定如下：
1.目標公司設立與土地注入：由A公司設立項目公司“西安C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C公司”），并將前述宗地以不低于2.294億元的價格作價入股至C公司，作為A公司的合作出資。
2.股權分階段收購：B公司分兩步取得C公司100%股權——先收購51%股權（首期控制權），待項目首期開盤后6個月內或完成首次收購后14個月內，再收購剩余49%股權（最終全資控股）。
3.對價支付安排：B公司為獲取100%開發(fā)權益，需支付總對價2.294億元（與土地作價金額一致），分兩期支付：51%股權對應約1.1699億元，49%股權對應約1.1241億元。
4.利潤分配機制：在A公司完成土地入股及全部股權轉讓義務后，C公司需在49%股權轉讓完成后的6個月內，向A公司支付不超過5000萬元的利潤分配款（作為A公司前期土地出資的收益補償）。
5.稅費及相關費用分擔：①A公司以土地作價入股產生的評估費、稅費等，由雙方對半承擔，但B公司承擔的總稅費不超過800萬元（于收購51%股權完成后支付）；②土地轉讓過程中的廉租房異地建設費（行政強制征收費用）由B公司承擔，但因土地當時仍登記在A公司名下，需由其先行代繳，后續(xù)計入C公司開發(fā)成本。
此后，雙方通過《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二）》進一步細化約定：明確A公司作價入股的土地需繳納評估稅費約2073萬元，B公司依約應承擔800萬元（不超過總稅費上限）；廉租房異地建設費預估1600萬元，由A公司代繳后由B公司承擔，并計入C公司成本；特別約定C公司100%股權轉移至B公司后，由C公司代B公司支付上述費用。
6.票據合規(guī)義務：A公司承諾提供的土地成本票據須符合稅法規(guī)定，可用于C公司抵扣企業(yè)所得稅、土地增值稅等稅項。
（二）履約過程與爭議觸發(fā)
1.2016年1月：C公司設立完成，發(fā)起股東為A公司（100%持股）。
2.2016年3月：A公司繳納1600萬元廉租房異地建設費，行政部門出具《廉租房異地建設費收取票據》（票據抬頭為A公司）。
3.2016年6月：案涉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至C公司名下，A公司完成土地作價入股的核心義務。
4.2017年1月16日：A公司將所持剩余49%股權轉讓至B公司，B公司正式實現對項目公司100%控股，觸發(fā)“49%股權完成后6個月內支付利潤分配款”的條件（即最遲應于2017年7月16日前支付）。
5.2017年7月21日：C公司向A公司轉賬3400萬元，備注“合作分紅”，但剩余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未支付。C公司發(fā)函稱：因A公司提供的廉租房異地建設費票據抬頭為A公司（非C公司），無法計入開發(fā)成本抵扣稅款，需A公司更換為可稅前抵扣的票據后，再支付剩余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
（三）爭議升級與訴訟緣起
2017年7月19日，三方簽訂《備忘錄》，約定：“若A公司無法提供可稅前抵扣的異地建設費票據，需承擔由此導致C公司稅費增加的經濟損失，C公司可從應支付的5000萬元利潤分配款中扣除該損失。”
因B公司一直未支付其應承擔的土地開發(fā)中產生的稅費，經A公司多次催要，2018年2月2日，C公司代B公司向A公司支付其應承擔的800萬元稅費，但卻在銀行轉賬備注欄寫為“利潤分配”；在C公司以后續(xù)利潤分配款支付的要挾下，2018年2月7 日，A公司按照C公司要求出具《收款確認函》，內容如下：“確認A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收到C公司利潤分紅3400萬元，2018年2月2 日收到C公司利潤分紅800萬元，合計4200萬元。”此后，雙方就票據更換問題多次與行政部門溝通，但行政機關明確回復：票據抬頭必須與繳納主體（A公司）一致，無法更改為C公司。
2021年12月7日，C公司向A公司出具《關于1600萬廉租房異地建設費相關事宜告知函》，主張因《廉租房異地建設費收取票據》無法更換抬頭，導致C公司多繳納土地增值稅款約2100萬；并明確待A公司提供可稅前抵扣的與廉租房異地建設費等額的相關票據后3個工作日內，C公司支付剩余的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
因協商無果，A公司委托陜西海普睿誠律師事務所民商事業(yè)務部張廷嶧律師提起訴訟，請求判令C公司、B公司支付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及逾期違約金；C公司則提起反訴，主張A公司因票據問題導致其多繳稅，要求A公司賠償稅費損失978062.4元（后變更為628830.68元），并駁回A公司全部訴訟請求。
二、爭議焦點：利潤分配權的成立要件與稅費損失的責任邊界
本案的核心法律爭議聚焦于兩個層面：
（一）A公司主張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的事實基礎是否成立？（即支付條件是否成就、已付款項性質如何認定）
（二）A公司是否需承擔C公司因票據問題產生的稅費損失？若需承擔，責任范圍如何確定？
三、法律分析：基于合同約定與法律規(guī)則的體系化論證
（一）1600萬元利潤分配請求權的成立：合同義務的精準拆解
1. 支付條件的成就性：基于《合作協議書》的明確約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條第一款之規(guī)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本案中，《合作協議書》第X條明確約定：“在甲方（A公司）履行全部義務后，目標公司（C公司）應于49%股權轉讓完成后六個月內，向甲方支付不超過5000萬元的利潤分配款。”該條款屬于典型的附條件的金錢給付債權。所謂“條件”，即指A公司完成土地作價入股及全部股權轉讓義務。經查證：①C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28日；②2016年6月20日，B公司完成對51%股權的收購；③2017年1月16日，49%股權轉讓完成，B公司實現100%控股。
因此，利潤分配條件已于2017年1月16日完全成就，C公司最遲應于2017年7月16日前履行付款義務。
事實上，C公司已于2017年7月21日支付3400萬元，備注“合作分紅”，表明其認可部分債務的存在。據此，尚余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未付，已構成明確的到期債務，A公司當然享有合法有效的利潤分配請求權。
2. 款項性質爭議：800萬元究竟是“利潤”還是“稅費”：
C公司抗辯2018年2月2日支付的800萬元為利潤分配款，但綜合全案證據鏈，該抗辯理由難以成立：①合同約定層面：首先，《補充協議（二）》第2.1.1條明確規(guī)定：“甲方（A公司）將土地作價入股至C公司需繳納相關稅費，評估為2073萬元，由乙方（B公司）代甲方繳納……乙方承擔稅費不高于800萬元。”結合《合作協議書》第3.3.3條關于“雙方各半承擔稅費，B公司最高承擔800萬元”的約定，可知B公司本應于2016年6月完成51%股權轉讓時即向A公司支付800萬元稅費補償款，但長期拖延未付。②實際履行層面：C公司2018年2月2日支付的800萬元，實為代B公司履行該筆稅費給付義務。2021年12月7日C公司出具的《告知函》中明確承認：“待貴司提供合規(guī)票據后，我司將支付剩余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 該函件系C公司對仍欠付A公司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的自認行為，構成訴訟上的禁反言，間接承認該800萬元并非利潤分配款。③證據矛盾層面：雖然《收款確認函》記載該800萬元為“利潤分紅”，但C公司在隨后2021年12月7日出具的告知函中又自認1600萬元利潤分配款未予支付，兩份函件相互矛盾。經了解，該《收款確認函》系在B公司控制C公司的情況下，以“不簽就不付款”為前提迫使A公司出具的，顯屬意思表示瑕疵情形下的非真實意思表示，依據《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百五十條關于“違背真實意愿的民事法律行為可撤銷”之精神，不應作為認定款項性質的決定性依據。
綜合全案證據鏈，可認定C公司于2018年2月2日支付的800萬元系代替B公司履行其應承擔的800萬元稅費補償義務，不應計入原本應支付給A公司5000萬元利潤分配款范圍之內，故C公司仍欠付A公司利潤分配款1600萬元未予支付。
（二）稅費損失的承擔：過錯責任與契約義務的平衡
C公司主張因票據抬頭不符，導致其無法在土地增值稅清算中扣除1600萬元廉租房異地建設費，進而產生巨額稅負損失，要求A公司賠償。
對此，我們采取“兩分法”進行分析：
1. 合同義務是否存在？
《備忘錄》第2條明確約定：“若A公司無法提供可稅前抵扣的異地建設費票據，需承擔由此導致C公司稅費增加的經濟損失，C公司可從應支付的利潤分配款中扣除。”該條款系三方真實意思表示，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效力性強制性規(guī)定，亦無惡意避稅之主觀意圖，依法應認定為有效。盡管財政制度不允許更改票據抬頭具有公共政策屬性，但這并不否定當事人之間可通過合同安排轉移由此帶來的經濟后果。正如《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第30條指出：“合同約定即使在客觀上難以履行，只要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guī)定，原則上仍具約束力。”故，A公司負有依約提供合規(guī)票據的附隨義務；未能履行，即觸發(fā)賠償責任。
2. 損失金額如何確定？
C公司單方面主張損失達2100萬元，明顯夸大。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為此，法院依法啟動司法審計程序，委托陜西智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專項審計。審計結論如下：①因無法扣除1600萬元異地建設費，導致多繳土地增值稅：4,601,195.68元②多繳企業(yè)所得稅：4,027,635.00元③合計稅費損失：8,628,830.68元。該鑒定意見程序合法、依據充分，應作為定案依據。
3. 能否主張超額賠償？
值得注意的是，C公司僅反訴主張抵扣800萬元，并請求A公司額外支付628,830.68元。此系對其權利的處分，法院予以尊重。綜上，可認定A公司因未履行票據義務，構成違約，應在其可預見范圍內承擔相應稅費損失。但損失須經專業(yè)審計核實，不得任意擴大。
4. 最終責任劃分：比例承擔與權利限制
法院經過綜合考慮，最終采納代理律師主要觀點，作出如下判決：①確認C公司尚欠A公司利潤分配款1600萬元；鑒于《備忘錄》合法有效，A公司應承擔因票據問題導致的稅費損失8,628,830.68元；C公司主張在利潤款中扣除800萬元損失，系其自主處分權利，予以支持；扣除后，C公司仍應向A公司支付利潤款800萬元。②A公司向C公司支付628830.68元稅費損失。
三、案件亮點與典型意義
（一）厘清“土地作價入股”模式下的多重法律關系
本案揭示了房地產合作開發(fā)中常見的“土地作價入股+股權分期收購”交易結構背后的法律復雜性。此類安排雖能規(guī)避直接土地轉讓的高額稅費，但也極易引發(fā)出資真實性、成本入賬、稅務合規(guī)等一系列爭議。本案通過對合同體系的整體解釋，明確了各方在不同階段的權利義務邊界，為類似項目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
（二）準確界定“票據義務”的合同屬性與法律責任
實踐中，許多開發(fā)商忽視票據合規(guī)的重要性，誤以為“誰繳費誰開票”即可萬事大吉。本案通過《備忘錄》的效力認定，確立了一個重要規(guī)則：當事人可在合同中約定特定票據的用途及歸屬，即使該約定在行政管理層面無法實現，也不必然導致合同無效，而可能轉化為損害賠償責任。這體現了私法自治與公法限制之間的平衡智慧。
（三）確立“事后自認”優(yōu)于形式憑證的證據規(guī)則
面對《收款確認函》這一不利證據，我們并未被動接受，而是通過挖掘后續(xù)《告知函》中的自認內容，成功推翻對方主張。法院最終采信“時間在后、內容更具體”的文件作為真實意思表示的體現，彰顯了實質重于形式的裁判理念，也為律師在處理類似證據沖突時提供了寶貴經驗。
（四）推動司法審計在商事糾紛中的精細化應用
本案涉及巨額稅費損失計算，若任由一方單方舉證，極易造成裁判偏差。法院主動引入第三方專業(yè)機構進行審計，確保損失數額客觀公正，體現了現代商事審判對專業(yè)化、技術化審查手段的高度重視。
（五）警示企業(yè)重視“附隨義務”的履約風險
本案提醒所有參與地產合作的企業(yè)：除了主合同義務外，諸如提供合規(guī)發(fā)票、配合稅務申報、協助資產過戶等附隨義務同樣具有法律約束力。一旦違約，即便未直接造成經營中斷，也可能引發(fā)重大財務損失。
四、結語
本案不僅是一場關于金錢給付的訴訟，更是一次對商業(yè)誠信、契約精神與法治思維的深刻檢驗。本案通過精準的法律適用與策略性舉證，在復雜爭議中維護了委托人的核心利益，同時為房地產合作開發(fā)中的利潤分配、稅籌合規(guī)及風險防范提供了典型參考范例。此案亦警示業(yè)界：在房地產行業(yè)轉型深化的今天，唯有合規(guī)設計交易結構、嚴謹履行合同義務、前瞻防控法律風險，方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行穩(wěn)致遠。
●作者：張廷嶧（執(zhí)業(yè)律師） 張座（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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